张梧|大数据时代的表象思维及其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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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表象思维及其批判

作者：张梧，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

摘要：进入大数据时代，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表象思维呈现出新特征：大数据开始构建事物的“数据表象”，使现实事物从感性存在转变为“数据存在”；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取代因果关系，海量数据“自动”呈现出某种规律。表象思维具有普遍必然性，由此升级为数据表象思维。数据表象思维占据主导地位后，要想摆脱思维的封闭化、碎片化和扁平化等负面效应，就要重新认识到思维的层次性，从知性思维跃升到理性思维。这正是德国古典哲学对大数据时代的思想启示。

关键词：大数据；表象思维；先验统觉；康德；黑格尔

原文刊登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1年第一期第44至50页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民众意愿的表达始终是人民创造历史能动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作为“第二次革命”的社会主义改革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的历史中“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所进行的“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社会自我批判”。对于体现马克思“人体解剖”意蕴的社会自我批判，笔者曾写过《评价论视域中的社会自我批判论纲》《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等二十余篇论文。本文着重研究处于数字化时代的中国社会自我批判中的民众意愿表达的问题。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为了把思辨思维确立为真正的哲学思维，曾把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视为思辨思维的对立面。当时黑格尔的批判重点在于形式推理，而非表象思维，即“依赖于表象的习惯”。黑格尔认为，形式推理才是思辨思维的真正对手。与形式推理相比，黑格尔对表象思维的批判仅仅只是片言只语。这是因为，表象思维的缺陷显而易见，即沉迷于个别事物的表象而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它是一种偶然的意识，仅仅沉浸在材料里”。在黑格尔看来，表象思维并不构成对思辨思维的真正威胁与挑战。

然而，进入大数据时代，表象思维面对“庞大的数据堆积”呈现出新的特征：不仅事物的表象由高度抽象化的数据建构，而且凭借着海量数据对有限样本的替代，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不再是杂乱无章的随机状态，而是自发地呈现出井然有序的规律性。这意味着，表象思维在大数据时代看似具有一定的普遍必然性，这正是表象思维在大数据时代和黑格尔时代的区别所在。鉴于表象思维升级为“数据表象思维”，原本黑格尔不以为然的表象思维成为人们在大数据时代进行社会性认识的重要思维方式，因而凸显为社会认识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有待人们在大数据的时代语境中予以重新考察。

一、数字化存在：数据表象思维的存在前提

数据表象思维存在的前提是数据表象的存在。所谓数据表象，是指在大数据时代，当事物从“感性存在”转变为“数字存在”的同时，数据也构成事物的表象。数据表象建构了一个与真实世界构成镜像关系的虚拟世界，这在大数据时代不再是一个幻想。有论者指出，“在最理想的大数据环境中，一切皆可能被量化，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可以在数据中留下痕迹。也就是说，在人类所处的物理世界以及社会世界之外，数据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是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在虚拟空间中所映射出的世界，但这个虚拟空间中的数据世界也能为前两者提供一种新的存在方式”。这种新的存在方式便是镜像化的存在方式。

以人的感性存在为例。在大数据时代，人们的感性实践都会在网络世界中留下痕迹，这些痕迹即由数据构成。当数据痕迹积累到一定规模后，便可以用数据还原拼接成一个“数据人”。这在人们的互联网体验中并不鲜见。当人们在浏览特定网页后，人们在这些网页停留了多长时间，意味着人们对该网页的内容的关注度与兴趣点，这些痕迹便构成了数据。随后，这些数据会被用于对互联网用户进行“深度画像”，由此勾勒出数据人的需求，并根据需求对用户实施广告的精准投放。人们不得不感慨：在大数据时代，人们留下的数据痕迹不仅完全可以重新拼接出一个连我本人都不认识的“数字我”，而且可以比我本人能更好地“认识我自己”。如果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那么大数据时代的出发点便是“超现实的个人”。

在人们的流俗理解中，数据表象是由事物的感性存在所派生出来的，数据表象充其量是对事物真实存在的镜像式存在。换言之，感性存在是第一性的，数字存在是第二性的。有必要追问的是，数字存在能否与感性存在等量齐观呢？事实并非如此，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存在与感性存在的地位发生颠倒：相对于感性存在而言，数字存在获得优先地位乃至霸权地位。

对此，我们不妨以人的生存与死亡为例加以进一步阐释。大数据时代出现了数字存在的“数字化永生”与感性存在的“社会性死亡”同时并存的奇观。一方面，大数据时代使人的思维内容可以外放在人体外的数据处理器中得以储存，在人体外形成思维的“数字器官”，这意味着“数字器官”可以超越人的肉体存在的生死界限。正如有论者曾举例说明，“例如，Twitter就已经开发了一项名为LivesOn的功能，提出的口号就是‘生命虽逝，推文不止’，这一系统的功能主要就是对你生前所发出的推文进行分析，从而自动合成新的推文，即使你已经死亡，但是你的社交媒体上依然会不断地发布推文”。在大数据时代，人可以在虚拟空间中获得“数字永生”。换言之，感性存在是有死的，而数字存在则是永恒的。数据表象的镜像式存在突破了感性存在的生死界限，这意味着，感性存在的生死界限不再具有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感性存在的人却随时面临着“社会性死亡”的风险。在网络暴力的肆虐下，人们可以通过人肉搜索、攻陷网络社交媒体等方式，轻而易举地让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网络世界销声匿迹，被迫从高度数字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退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社会交往离不开网络社交媒体，这意味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已经被高度数字化。进而言之，当一个人在网络空间被驱逐，便意味着他同时被社会网络所排斥，沦为“多余的人”，即使这个人在自然意义上仍然活着，但可以在互联网世界被宣告“社会性死亡”。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在大数据时代，这句话已经不再是诗人笔下的文学语言，而是数字化生存时代颇具魔幻现实主义的真实写照。“社会性死亡”存在的全部价值在于，它揭露了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在市场经济时代，一个物件如果无法从劳动产品转变为商品，那么这个物件便是无价值的存在；同样的道理，在大数据时代，一个事物如果无法从感性存在转变为数字存在，那么这个事物也就不配存在。换言之，凡是无法被数据表征的存在，甚至都没有存在的资格。至此，人们便可发现，相对于感性存在而言，数字存在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数字霸权”由此确立。

在大数据条件下，数字存在与感性存在之间不仅具有看似平行的镜像关系，同时也具有显而易见的非对称关系。在数字霸权的支配下，事物的感性存在隐匿在数据表象的背后。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出现商品拜物教，大数据时代也在制造“数据拜物教”的迷思。其全部要点在于，人们相信数据表象完全可以覆盖、表征乃至替代事物的感性存在，特别是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取得突破性成果并已大规模推广运用的条件下，既然虚拟和现实的界限日渐模糊，那么数据表象与真实存在的区别也就“毫无意义”。

问题在于，数据表象是否能完全替代事物的真实存在？恐怕事情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理所当然。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温黑格尔对现实和现象所做的精彩区分，这对人们理解数据表象与真实存在的关系不无裨益。在《小逻辑》中，黑格尔区分了现象（Die Erscheinung）和现实（Die Wirklichkeit），“比单纯现象较高一级的范畴就是现实（Wirklichkeit）”。二者的差别在于，现象停留在存在论，“现象是存在的真理”；与现象相比，现实达到了本质论的高度。正如黑格尔所说，“现实是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与现象相比，现实具有本质性的维度。黑格尔认为，这里的“本质”不是隐匿在现象之后、与现象隔离的独立本质，而是指事物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与静止的现象相比，“现实”是本质自我运动的生成过程。正如人的成长经常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一样，现实也会在不断否定既有的现象的同时又生成新的现象。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说，“现实性同时也只是可能性”。也就是说，现实表征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呈现出向未来无限敞开的可能性。

为了进一步理解现实与现象的区别，我们不妨再以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围绕伟大人物的一段论述加以说明。在黑格尔看来，伟大人物之所以是伟大人物，并非取决于伟大人物的个人特质，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用黑格尔的话说，“因为历史上这一个向前进展的‘精神’，是一切个人内在的灵魂；但是它是不自觉的内在性，而由那些伟大人物带到自觉”。这种世界精神便是伟大人物的本质维度。相形之下，伟大人物的仆人虽然与其朝夕相处，“仆从给英雄脱去长靴，伺候英雄就寝，知道英雄爱喝香槟酒，等等”，可以说，仆人们掌握了伟大人物的所有现象，唯独理解不了伟大人物的现实性，即伟大人物所承载的世界精神，而这正是伟大人物的本质性维度。此即黑格尔所引用的谚语“仆从眼中无英雄”的真实含义。倘使人们要编撰一本有关伟大人物的生平传记，恐怕不会寻求英雄的仆从们执笔，尽管他们掌握了英雄的全部现象，而是更愿意请历史学家来书写，因为历史学家更能明白英雄所代表的世界精神，即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便是现象和现实的差别。

在大数据时代，哪怕数据表象能够完全覆盖事物的全部感性存在，但是数据表象仍然停留在现象界，尚未达到“现实”的高度，因而不能完全替代事物的感性存在。特别是对人的感性存在而言，无论数据表象如何对人的感性存在进行彻底的“全息扫描”，但是终究无法理解人的感性存在的本质维度。大数据会记住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但是大数据和人脑的差别仅仅在于：大数据只会加工这些数据信息，而人却会遗忘这些生活痕迹。究其实质而言，人的遗忘过程同时也是记忆生成的过程，更是意义的筛选过程：留下有意义的回忆，抹去无意义的痕迹。这种意义的筛选便表征了人的存在的“现实性”维度和“可能性”空间。对活生生的人而言，生活并不只是活过的样子，而是记住的样子。相比之下，人们生活的蛛丝马迹都被大数据技术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以至于大数据复原出来的“数字之我”让“真实之我”也感到面目全非，都会发出一声感慨，“这真的是我吗？”所以，大数据技术虽然能够掌握人的全部现象，而唯独无法抵达人的现实深处。

在大数据时代，现实与现象的区别便是感性存在与数字存在的区别。这一区别提醒我们，数字存在仅是由数据信息构建起来的表象，而不是事物自身。人们在此又看到了康德曾经揭示的事物表象与物自体之间难以跨越的绝对界限。然而不同的是，康德的物自体规定了理性的限度，而大数据时代的“物自体”（即感性存在）见证了数字的僭越，以至于作为物自体的感性存在沦为被人遗忘的存在。在大数据条件下，人们停留在表象领域，而感性存在成为永远被滞留在彼岸世界的物自体。

在此意义上，数据表象思维由此成为大数据时代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认知模式，同时也是“数据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是数字存在相对于感性存在的霸权地位在认知领域的体现。

二、“伪先验统觉”：数据表象思维的真正确立

所谓数据表象思维，是指人们沉迷在数据表象，乃至于误认为数据表象完全可以替代事物的真实存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数据表象占据统治地位，这仅是数据表象思维的前提条件，并不意味着数据表象思维的最终完成，只有当数据不再假手人的分析处理而自动转化为“智能”时，这时候数据表象思维才被确立为大数据时代的重要思维方式。这是因为，当人们发现大而全的数据可以“自动”呈现出某种规律时，黑格尔曾经鄙夷的表象思维也具有普遍必然性，数据表象思维的统治地位才被牢固确立。

进入大数据时代后，人们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大数据时代不再需要理论。围绕大数据将如何变革人们思维方式的问题，风靡一时的《大数据时代》曾做过如下展望：“首先，要分析与某事物相关的所有数据，而不是依靠分析少量数据样本。其次，我们乐于接受数据的纷繁复杂，而不再追求精确性。最后，我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不再探求难以捉摸的因果关系，转而关注事物的相关关系。”特别是最后一条颇具思想冲击力：在大数据时代，事物的相关关系将替代因果关系。人们不再需要关注“为什么”，只需关注“是什么”，因为“知其所以然”的规律将由大数据的“知其然”的过程中自动呈现。人们甚至乐观地断言，数据洪流将会导致理论的终结。

与传统数据处理方法相比，大数据的显著特征在于“全体样本”和“自动分析”，以全体样本为基础，自动呈现规律。其结果便是，大数据自动升级为“智能”，依靠海量数据规模而“转识成智”。对此，有论者曾枚举过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案例，即谷歌翻译系统：“传统的机器翻译依赖于一种基于规则的进路，对两种语言的语法规则进行复杂的层级式数学建模，并且通过约定的词典来进行句子翻译。这种方法需要对彼此翻译的两种语言的语法规则的深入了解，因此是依赖于语言学理论的，而基于大数据驱动的进路则完全不关心两种语言的具体的语法结构和规则；而是通过海量语料库的数据分析来处理，通过这些海量语料库中的词汇出现的频率以及词的序列的频率来自动计算出最为可能的翻译结果。……因此弗莱德里克·贾里尼克有句让所有语言学家汗颜的话：“每当我解雇一个语言学家，语音识别系统的性能，就会改善一些。”人们从这个案例中不难发现，大数据技术完全能够通过事物相关关系的高频率、大强度和全样本的统计分析而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海量数据代替有限样本，进而相关关系代替因果关系，最终数据信息“自动呈现”出规律和知识，这便是大数据分析的基本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呈现规律的“自发性”与康德所谓“纯粹的统觉”的先验性高度相似。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曾对知识的构成做出精彩的分析：知识要想获得普遍必然性，不仅需要感性杂多的材料，而且需要知性范畴的整理。感性杂多必须经由知性范畴的整理才能被加工成知识或表象。康德把知性范畴加诸到感性杂多上去的活动，称为“联结”。康德指出，“但联结并不在对象之中，也肯定不能通过知觉从对象中移植过来并因此而首先接受到知性中来，而只是知性的一件工作，知性本身无非是先天地联结并把给予表象的杂多纳入统觉的统一性之下来的能力，这一原理乃是整个人类知识中的至上原理”。在此，人们便发现大数据分析与康德的先验统觉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前者是海量数据自动呈现出某种规律，后者是感性杂多经过知性范畴的整理而成为知识。照此看来，康德哲学在大数据时代正从形而上学成为直接的“社会现实”。按照黑格尔对思想客观性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康德的全部纯粹理性批判是停留在人们头脑中的一种主观思想，而没有上升到客观精神。然而，在大数据时代，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康德哲学正在成为“社会现实”。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大数据分析与康德的先验统觉具有原则性的区别。从表面上看，数据“自动”呈现规律，这便获得了康德所谓“纯粹的统觉”的先验性。马克思曾经说过，“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同样的道理，大数据在“充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也能呈现出“先验的结构”，即数据“自动”呈现规律。但是，大数据的“自动性”与先验统觉的“先验性”完全不同：大数据分析的“自动性”正是有赖于“感性杂多”的海量数据，而先验统觉的“先验性”正是因为不依赖认识对象而得以成立。

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分析与康德的先验统觉的原则性区别不仅体现在是否依赖认识对象的问题上，更体现在认识主体的地位上。在康德哲学中，先验统觉即自我意识，构成了认识活动得以可能的先验前提。正如康德所说，离开了自我意识，人的认识活动就无从谈起，“由于被给予的表象并不共同具有‘我思’这一统觉行动，因而不会在一个自我意识中被总括起来，所以没有任何东西能借此而被思维或认识”。正是在此意义上，康德由此完成认识论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不再是主体围绕着对象，而是对象围绕着主体。所以，康德的“先验统觉”是为了确立认识主体的地位的。与之相反，大数据分析的“数据呈现出规律”和“数据转化为智能”则意味着认识主体的退场。正如谷歌翻译系统取代语言学家一样，大数据分析也不再依赖人的主体认识能力。对此，有论者深刻地指出，“传统的数据处理方法对相关性分析是通过构造抽象理论模型，用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在分析结果与模型之间形成相互反馈，彼此不断磨合从而不断提高精确度。但是大数据分析则不同，它是建立在全体样本数据之上的，并不预设任何前提模型，通过算法由数据自发地发现相关性，这样的发现过程是一种认识主体退场的过程”。鉴于认识主体的地位存在着如此重大的差别，我们把大数据“自动”呈现规律的过程称为“伪先验统觉”。

随着“伪先验统觉”的出场与认知主体的退场，人们看到了大数据的“神秘形式”：正如商品拜物教是用物与物的关系遮蔽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那么大数据拜物教则是用数据“自动”生成规律的形式遮蔽人们对感性事物的真切认知和深刻把握。于是，数据表象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人们的思维认知也就停留在数据表象，停留在直观形式，停留在知性阶段，停留在马克思曾批判过的“粗率的经验主义”，即“粗率的经验主义，一变而为错误的形而上学、经院主义，挖空心思要由简单的、形式的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引出各种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用狡辩，说它们本来和这个规律相一致”。

三、摆脱直观性：数据表象思维的理论反思

数据表象思维的实质在于停留在直观层面，直观思维的根本特征在于非批判性，这是当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时就已指出的思想症结。然而问题在于，在以直观为特征的数据表象思维大行其道的大数据时代，批判何以可能？反思何以深入？人的思维有何空间？人的认知是否还具有不可替代性？社会认识论又将何去何从？这些问题成为摆在人们面前、亟待严肃思考的重大课题。对此问题，我们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解答。

首先，以思维的创造性克服数据表象思维的封闭性。

停留在表象直观的数据表象思维，构成了数据时代的最大悖论：在前所未有的信息开放的同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认知封闭，在大数据的汪洋大海中出现了彼此隔绝的数据孤岛。这种认知封闭首先体现在人们的思维认知被牢牢锁定在过去的数据痕迹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分析始终是基于过去的数据痕迹而进行推算的，它不可能突破数据痕迹的藩篱而实现颠覆性创新。

在此我们不妨以诺基亚手机和苹果手机为例进行简要的分析。诺基亚手机被封闭在以往的认知领域，专心致志地提升传统手机的性能，专注于让手机按键更灵敏、更轻巧、更舒适、更符合人体力学，也就是说，诺基亚手机的创新是沿袭过去的轨道进行创新。然而，乔布斯的苹果手机却实现了颠覆性创新，直接把笔记本移动电脑通过应用软件开发装入手机，创造了智能手机，用触屏取消了按键。乔布斯的苹果手机的创新完全颠覆了诺基亚的技术积累和认知边界，因而引发了革命性效应。耐人寻味的是，执著于颠覆性创新的乔布斯经常喜欢引用福特汽车创始人的一句名言：“如果去做市场调查，你无论找多少人问他需要什么，他肯定不会说需要汽车，都会说需要一辆更好的马车”，此即人们的认知边界，这也是大多数人因循守旧的根源所在。

人们由此可以得到启示：越是依赖数据表象思维，越是容易形成路径依赖，这反而不利于颠覆式创新。颠覆式创新不是仅靠现有的数据痕迹并加以分析处理就能实现的，恰恰相反，颠覆式创新需要突破人们的认知边界，打破人们的信息封闭。在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的新时代，我们应当高度关注数据表象思维对创新思维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人们也要不断以颠覆式创新打破数据表象思维的认知垄断。

其次，以思维的公共性扬弃数据表象思维的主观性。

大数据时代和以往信息时代的最大不同在于，信息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发生颠倒。过去的电视、广播、报刊、书籍都是“我生产什么，你接受什么”，现在的全媒体时代则改成“你想看什么，我投放什么”。这就出现了人们的认知被封闭在主观的任性之中的状况：认知不再是走出个体的主观世界内部，而是牢牢封闭在个体的主观世界之中。现代世界正是以主观性为主导原则，正如黑格尔所说，“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如今的数据表象思维无疑加剧了思维的主观性程度，甚至出现了备受关注的“信息茧房”困境。

数据表象思维的主观性不仅带来了“信息茧房”困境，也带来了“后真相时代”，即拒绝和屏蔽一切不符合我认知的所有真相。“人们的认知方式通过大数据技术而得以深刻改变，尤其是因果关系一旦为相关关系所替代后，人类文化图景经由‘客观事实’而建立起来的统一性将会被由‘主观事实’所建构的主体性所取代，这也正是西方社会进入‘后真相’时代的内在根源”。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现象的放任泛滥最终将出现社会撕裂的局面，甚至陷入“文化内战”的状态中。

数据表象思维越是陷入因主观性而碎片化的困境，人们越是呼唤具有公共性的思想对话，在网络空间的众声喧哗中寻求“交叠共识”。这在客观上要求人们从个体化的数据表象转向公共空间的营造、公共话题的讨论和公共理性的培育。在此过程中，思想对话虽然会面对各种非理性的质疑与解构，但是思想对话也正是在这种公共对话与交锋中不断扩大共识，使大数据的个体孤岛走出“信息茧房”。

最后，以思维的层次性摆脱数据表象思维的单一性。

对于信息技术发展对人类认知的深刻影响，麦克卢汉曾做出如下预言：“在机械化时代，我们实现了在空间中的延伸。如今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电子技术的发展之后，我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延伸了中枢神经系统，在我们的星球范围取消了时空。目前我们正在很快地接近人体延伸的最后阶段——意识的技术模拟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识的创造性过程将集体地共同延伸至整个人类社会，如同我们已通过各种媒介延伸了我们的感官和神经一样。”现在看来，麦克卢汉有关“意识的技术模拟阶段”的人体延伸的预言过于乐观。

一旦数据表象思维占据主导地位，那么人们匍匐在数据表象下，以直观的方式认知现实世界，显而易见的后果便是原本丰富多彩的思维层次不断降维，出现思维方式零度化的不良倾向。在互联网时代的虚拟空间中，由于时间消灭空间，时空维度呈现出零度化趋势。现在，零度化趋势不仅出现在时空领域，同样也出现在认知领域，即人们始终在感性和知性层面上认知和感受世界，而没有上升到更高的理性维度。

人们之所以停留在直观层面，是因为大数据分析会“自动”呈现规律，不再需要人们艰苦探求因果关系。那么我们不妨做出一个更加极端的假设：即使大数据能够自动呈现出规律而不再依赖人的认识，那么人的认识能力将何去何从？对此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温黑格尔有关“规律王国”的分析和教诲。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规律王国称为“超感性的世界”，因为规律是“变动不居的现象的一幅持久不变的图像”，换言之，规律王国依旧停留在现象界，而没有上升到“现实”的高度。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规律王国仅仅是知性的初步真理，还没有使现象得到充实。规律在现象里面是一种当前现实的东西，但它并不等同于现象的整个当前现实”。黑格尔之所以把规律王国视为“知性的初步真理”，这是因为规律王国仅仅是在描述世界，而不是在解释世界。规律充其量只是用公式化的方法对以往曾经反复出现的现象加以描述和总结，但并未对此加以分析和解释，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规律仍然停留在“知其然”的层面，而没有达到“知其所以然”的高度。

对大数据分析而言，黑格尔对“规律王国”的批判性分析的全部思想启示在于：即使大数据分析能够不借助人脑而自发完成规律的揭示与提炼工作，这也只是对现象的精细化描述而已，而非本质性揭示，更非前提性反思。这意味着，人们没有必要把大数据时代的自发性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加以神化。把千差万别的感性杂多归结为千篇一律的规律王国，把丰满的现实榨干为空洞的规律，把具体上升到抽象，这些行为在黑格尔看来，无异于“这种如此完全的空虚，居然被某些人称作一种神圣事物！”因此，对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而言，认识活动不仅仅是揭示规律，而且还要解释规律之所以为规律的本质原因，更要进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演绎过程。在此意义上，在大数据时代，人的认识主体地位在有些领域虽然退场，但是人的认识能力仍有发挥的空间而需保持永远的在场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之所以对规律王国不以为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是在知性的层面上定位规律王国。对黑格尔来说，知性并非认识能力的全部，“知性的活动，一般可以说是在于赋予它的内容以普遍性的形式”。照此看来，即使大数据分析能够“自动”呈现规律，但也仅仅停留在知性层面。同时，黑格尔也意味深长地指出，“不过由知性所建立的普遍性乃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换言之，大数据分析所具有的知性能力在黑格尔看来并未达到认识能力的最高境界，即从知性跃升到理性。这就涉及思维的层次性问题。

事实上，大数据的迅猛发展只是代替人类完成思维活动中的低端内容，并未取消人类的全部思维活动，恰恰相反，大数据分析倒逼出人们的思维层次不断从低端的知性层面跃迁到更高的理性层面，这便是大数据对人们的思维水平和认知能力提出的重大挑战。面对挑战，我们有必要重温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遗产，不必盲目追逐大数据时代令人目眩神迷的种种迷思。康德与黑格尔哲学在大数据时代的全部思想价值在于，让人们自觉认识到直观思维的狭隘性和知性思维的局限性，而应该致力于理性精神的不断培育和自我启蒙的不断开启。过分追求大数据时代的认知模式创新，夸大大数据时代的思维变革成果，陷入“大数据拜物教”的意识形态窠臼，这本身就是知性思维的必然产物。

在大数据时代重新聆听康德和黑格尔的教诲，或许正当其时。

原文刊登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1年第一期第44至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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